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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殺戮(善意殺戮劇情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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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殺戮(善意殺戮劇情詳解)

當飛行的夢想碰上殺戮的掙扎,一個人該如何面對?這個問句,在宮崎駿的《起風了》中已經隱約碰觸過,如今《善意殺戮》(Good Kill)的矛盾也相似,只是這一次是個飛不上天、又害怕“殺戮的觸感太遙遠”的故事。

 

由伊桑·霍克飾演的主角伊根,是個前 F16 戰斗機飛行員,在出征六趟之后被調回國,順應美軍減少傷亡、降低支出的大方向,他成了無人機(UAV:Unmanned Aerial Vehicle)的戰斗駕駛員。近年來,美國大量運用俗稱“drones”的無人機,從過去以偵搜為主,到現在加上攻擊性能,伊根的工作是:在飛機自動飛抵中東某個地點后(有了導航,連飛行本身的操縱都省了),負責辨識、瞄準、發射飛彈。再在爆炸的煙霧散去之際,透過分辨率十分低的屏幕判讀傷亡人數。

他接著起身、離座,步出那個貨柜似的作戰指揮室,貨柜外頭,是內華達州酷熱的陽光和窒悶黃沙。他坐進復古的跑車,開過拉斯韋加斯市中心的大道回家。他是個現役軍官,卻可以每天回到妻兒身邊,甚至在假日主辦BBQ派對;他天天開槍殺人,但一點生命危險也沒有,完全沒有。

 

要談《善意殺戮》,得先從導演安德魯·尼科爾(Andrew Niccol)談起。這位執導過《變種異煞》、《戰爭之王》、《時間規劃局》,還寫過《楚門的世界》、《幸福終點站》的新西蘭作者,光看上面這堆履歷,不難推敲他對“人物的特殊情境”格外著迷。尤其科幻經典《變種異煞》,同樣是伊桑·霍克,從反烏托邦的形式談科技發展的道德面(陰暗面),以一個置身其中,熟稔上進,但其實滿滿掙扎、碰撞和空虛的角色,帶出整個體制失序,幾乎是《善意殺戮》的科幻鏡射。只是《變種異煞》質疑的是:科學真的會讓世界變更好嗎?《善意殺戮》問的則是:科技是否抹除了戰場上(茍延殘喘的)最后一丁點人性?

 

戰爭是人類史上最大的道德難題。文明發展至此,對于你我帶給他人的傷害,不論從實體法治面、無形道德面,都施以越來越精細的懲戒規范,尤其是對生命安全之侵害,即使你有一百個“道理”,就算對方再窮兇惡極,都不會變得合理。即使這主詞是“國家”也一樣。這也是為何死刑的存廢一直被熱烈爭辯著。

但唯有碰到戰爭,這套邏輯將進入例外狀態。戰場賦予士兵殺戮的合理性,因為它關乎勝敗——或應該說,關乎生存。

只是這例外的存在實情,很可能比你我想象要大得多。理想中的戰爭,指的是當你面對侵略,得到了相應的(暴力)防衛的正當性,但實際上“侵略”的定義很容易變得曖昧不清。

 

這一代的地球人,目睹美國因為九一一事件發動的一連串“反恐”戰爭,把境外的侵略納入保家衛國的大旗下,而實情呢?——《善意殺戮》甚至指名道姓,那面大旗覆蓋的核心暗語,很可能根本是“美國利益”四個字。

然而一直以來,這些畢竟都發生在海外。國內(或其他第一/第二世界人民)是看不到的,而殺人再無道理,殺人者畢竟在現場,這些大兵(如《拆彈部隊》或《美國狙擊手》描寫的)也冒著生命危險,也面臨被殺的威脅,或同伴被殺的傷痕記憶。但如果連這些都拿掉,連個人身心的沖擊和危險都被抽掉呢?

 

在此,《善意殺戮》營造出“特殊情境”,讓人正面質疑此廂打打街機、七千里外就有活人被炸死的荒謬。從而思考:不只是戰爭的正當性為何,還包括“公平性”到底該不該(能不能)存在。當然人都是自私的,避險求生是直覺,作為一個國家(或軍事組織)減少同胞或戰友的傷亡,也是必然的抉擇。但同時,有人在乎過那些在“第一線”、在那操縱桿和屏幕前殺敵的軍人們,內心的感受、沖擊和自我懷疑嗎?

 

于是在十分動作帥氣,甚至輕盈的中文片名下,這其實是一部沉重的、糾結的、窒悶的電影。在一次次任務的過程里,伊根越來越難忍受這“街機”的空虛,那究竟是缺少飛行的緊張(暢快),還是缺少殺戮的心理后座力(或其實是快感)?故事沒有明說,而或許這般混濁,分不清道德或情緒或潛意識或動物性的對戰場的依賴、麻痹、懼怕又上癮的復雜心情,正是《拆彈部隊》以降,《獵殺本·拉登》、《美國狙擊手》、《善意殺戮》都想捕捉,也都試著呈現其無解的。

 

接著在故事后半段,因為中情局成為這“遠程轟炸小隊”的上司,任務內容也越來越夸張:轟炸群眾,轟炸內有婦孺的建筑,轟炸剛炸完(故有不少村民去幫忙)的現場,甚至轟炸葬禮。逐漸地,不能親赴戰場的空虛,被更負面的“罪惡感”取代,伊根開始質疑:卷入這么多無辜者,轟炸這么多手無寸鐵毫無準備的“敵人”,為的是“去除威脅”,這真的說得通嗎?乃至更進一步的疑問:用這樣不平等、非人性的方式攻擊,再把可想而知招致的報復視為恐怖主義威脅,這不僅邏輯不通,還是“沒完沒了”的現實定義。到了電影后半段,伊根終于執行了一次“夜間保母”的任務。那天回家后,他告訴妻子:“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那樣的無奈,那樣的卑微,那真是最不英雄的英雄了。

 

當然還要和《美國狙擊手》的對照,盡管我一直認為兩者的核心都“反戰”,但《善意殺戮》無疑更鮮明地呈現對戰爭的嫌惡,它讓它的角色從頭到尾沒有絲毫昂揚,只有內爆自省空虛失重……到僅能在沙漠中望著藍天無語。反之,《美國狙擊手》至少拍出了主角是“守護神”,拯救無數戰友,而把質疑放在“即使如此,但不等于他去打仗就有正當性”。(然后也不忘告訴你:他回來后有多空虛,“日常”的生活能力已被剝奪,甚至最后死得莫名其妙——這樣還不夠反戰嗎?)

也正如這一連串“現代戰爭片”都有個共同特質是“悶”,對戰爭的不耐和其意義的鄙夷,連周圍人們(通常意味著家庭價值)的生活也被抽空。由詹紐瑞·瓊斯飾演的妻子,是“開在大漠中的鮮花”,無人親近無處伸展,盡管夫妻間的對手戲有時硬了些,但那荒涼很有味道。布魯斯·格林伍德的上司角色則拿捏得剛剛好,在現實和理想、自省與內心之間,穿梭得實在。

 

電影最后安排伊根透過某次獨斷,執行了他心目中的“正義”,雖然有救贖的意味,但那過程中的驚慌、事后的沉重不散,都不會讓故事頭重腳輕。甚至背后的道德邏輯,勢必引起觀眾進一步思考、質疑,足以變某種“逆轉”——說到底,我喜歡這樣。

一位十三歲的巴基斯坦男孩,他的祖母在一次無人機轟炸中喪生,而他對鏡頭說:“我現在不再喜歡藍天了,我比較喜歡陰天,因為陰天無人機無法飛行。陰天的時候,我那隨時緊繃的生活,才能稍微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