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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連式人物(什么叫于連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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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連式人物(什么叫于連式的人)

祁同偉這個人,各方面都讓人想起法國作家司湯達在差不多200年前出版的小說《紅與黑》中的主人公于連·索黑爾。

不是嗎?于連出身小業主家庭,但不安于社會底層,一門心思要出人頭地,為了爬上去無所不用其極。祁同偉也是這樣,他出生在一個小山村里,家境貧寒,出人頭地的愿望甚至比于連還要強烈。

 


于連爬上去的“關鍵一躍”,是他把拉莫爾侯爵的女兒瑪特爾小姐追到了手,于是他不僅獲得了侯爵贈予的一份田產,還得到了一張驃騎兵中尉的委任狀,躋身貴族行列。而祁同偉則是把省政法委書記梁群峰的女兒梁璐追到了手(盡管梁璐比他大了10歲,而且他也根本不愛梁璐),由此獲得了公安廳長的高位。

當然,最有趣的還是兩位女主考驗追求者的方式:瑪特爾小姐讓于連在深夜明亮的月光下通過梯子爬進她的樓窗,測試他的誠意和膽量;梁璐則要祁同偉在漢東大學的操場上當眾下跪。祁同偉比于連要幸運:于連剛剛開始實現自己的野心,就被老情人、市長太太德瑞那夫人揭開了老底,夢想破滅,于是一怒之下開槍擊傷了德瑞那夫人,最終被送上斷頭臺。而祁同偉則成功步入仕途,開始覬覦副省長的位置。

 


更值得深思是于連和祁同偉出現的時代背景。于連開始到德瑞那市長家擔任家庭教師的時候,拿破侖戰爭剛剛結束十年左右,法國大革命留下的平等意識,對于連有深刻的影響,他的舅舅曾經是拿破侖近衛軍的一名上尉。

于連小時瘋狂地崇拜拿破侖,渴望像拿破侖那樣,“由一個既卑微又窮困的下級軍官,只靠他身佩的長劍,便做了世界上的主人”。他深夜進入德瑞那夫人的臥室也好、爬入瑪特爾小姐閨房的樓窗也罷,固然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但也帶有反抗波旁王朝復辟后重建的貴族等級制的意味。

正因為如此,在他刺傷了德瑞那夫人之后,盡管夫人親自到法庭上為他求情,但貴族組成的法庭還是毫不猶豫的把于連判處了死刑!這是對他膽敢挑戰貴族等級制的無情報復。

 


祁同偉開始上大學的時候,中國的一場以追求徹底平等為目標的大革命也剛剛結束10年左右,平等的意識深入人心。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隨著這場革命的失敗,中國也出現了重建等級制的潮流——學銜、軍銜、職稱等等,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等級開始強勢回歸。

不過這些等級還是顯性的、表面化的,真正隱形的、令人窒息的等級制是權力階層的封建化和九十年代以來的階層固化。

《人民的名義》號稱“尺度最大”,在我看來,這部戲的最大尺度就是相對客觀的向觀眾展示了一個用裙帶關系連接起來的、帶有很強封閉性、封建性的權貴集團——

比如,最高檢反貪局偵查處處長侯亮平,妻子是XX委某室副主任(應該還有個地位很高的的岳父),老師是漢東省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高育良,師兄是漢東省公安廳長祁同偉,同學是漢東省反貪局局長陳海;

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本人是前省委書記、現“副國級”高官趙立春的秘書,妻子是城市銀行副行長,好朋友王大路是富豪。

漢東省反貪局檢察院一處處長陸亦可,母親是省高院的庭長,小姨夫則是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

如此等等……  

 


很明顯,如果你不是這個裙帶集團的一員,你是很難躋身于其中并出人頭地的。

祁同偉雖然在學校里成績優異,并且是學生會主席,但由于毫無背景,大學畢業后就被分到了一個最偏遠的山區鄉鎮司法所任助理員,老所長是多年前就分到這里工作的大學生,祁同偉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擔心老所長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所以他只有回到學校追求比他大十歲的梁璐,得手后作為省政法委書記的女婿,才有了飛黃騰達的可能。

帶有封建色彩的等級制重建的速度是驚人的。祁同偉這個任務形象也讓人想起路遙小說《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高加林也是一個受過教育的、渴望出人頭地的農村青年,他憑借裙帶關系進入城市,夢想剛剛開始,就遭到情敵舉報又被迫回到農村。《人生》發表于1982年,這個時候距離文革結束僅僅六年。

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只要存在封建性、封閉性的權貴等級制,就會出現于連、高加林、祁同偉這樣的人物。因為在這樣的格局下,裙帶是通往上流社會的主要通道(如果不是唯一通道的話),血緣、地緣、學緣等帶有封建色彩的“資格”是通往上層的最有效通行證。這也是于連式的人物反復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一個主要原因。

 


要消滅封建性并不容易。封建性似乎可以和各種政治制度并存。

在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諸國,在菲律賓、日本、美國,封建性都在選舉式民主的旗號下借尸還魂,并且獲得了新的合法性。封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文化的問題,需要通過文化革命和人民的直接參與來解決,也就是說,要用人民性克服封建性。

《人民的名義》向觀眾展示了這樣一個帶有封建性的權貴集團,沒有任何批判,反而流露出欣賞、享受,比如侯亮平和他妻子就經常以“局長”、“主任”互相打趣,不無炫耀,這是《人民的名義》的最大敗筆。

祁同偉和于連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不同。最大區別就在于,于連一方面想在這種封建等級制中不擇手段爬上去,另一方面,他又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產兒,對大革命之后卷土重來的封建權貴抱有強烈的反感,有一種破壞權貴盛筵的內在沖動。而祁同偉則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抱負,他的反抗是武訓式的,即試圖通過對等級制的認同來獲得“解放”。他對現狀沒有任何反感,只是想努力爬到副省級的位置,為了這一目的他可以放棄任何節操,比如他可以到一直被他避之唯恐不及的老干部陳巖石的院子里去當園丁,也可以像高育良一語道破的那樣,“希望有一個沙家幫,這樣就可以賣身投靠。”

所以,祁同偉的結局一定悲劇性的,甚至比于連還要慘——于連可以得到讀者的同情,祁同偉則不會得到任何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