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陽修的文章中我最欣賞的是其“文窮而后工”的思想！這不但是對中國古代社會身處窮境文仕之“發憤著書”的美學概括，也對后代產生一定影響。直至今日，這種思想仍然很值得我們思考。

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開篇說道：“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詩人一開篇便就詩歌創作解說了文學創作中“窮而后工”現象。文中，作者重點強調詩人之窮與詩之工的因果關系，前者決定后者。詩人之“窮”主要指其不能施理想抱負于社會政治，而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因此卻造成了“詩工”的條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觀照大自然的美，獲得豐富的審美感受和認識；一是能更有利于深入社會人生，了解普通民眾的苦悶憤懣，并蓄積、激發自己的“憂思感憤”之情；而且愈窮則生活感受愈豐富，體驗愈深入，憤怨愈濃厚，因此可以“寫人情之難言”，產生優秀感人的作品。這類作品呢，往往具有較高的社會意義與審美價值。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涉及到對文學創作主體心理狀態和情感活動情況的認識，它的確包含著深刻的啟示。自古至今，有多少文人騷客印證了這一思想！真所謂源遠而流長……

在先秦，詩人屈原，愛國反被讒見疏，發憤之情可謂強也！他說過“惜誦以致愍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離騷》）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傳》中說到“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他又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的觀點不無道理，正是這些政治的挫折，促使屈原作成《離騷》！正是由于屈原這樣正直忠介之士厄運之“窮”這客觀現實而產生了“怨”“憤”的主觀感情，進而著詩文抒發之，后“工”也。

像屈原這樣遭遇的文人在古代豈是少數？！讓我們來看看唐代的詩人們。李白，仕途始終不得志，政治抱負更是難以實現，最終是落湖自盡，其遭遇亦可謂“窮”了，結果呢，成為了后人無法企及的大詩人！他有詩云“哀怨起騷人”（《古風》）更有切身的體會：“仆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張祖監承之東都序》）文中“揮斥幽憤”當然就是“發憤”，其“憤”與“愁”含義相通，愁極生窮啊，正所謂“白發三千尺，言愁似個長”！

李白之后的杜甫，又是另一位“文窮而后工”的實踐家，他大量憂國傷民的成功之作，正是在抒發個人之憂憤，乃自廣大人民群眾憂憤之中產生。試想，如果沒有杜甫的遭遇，他能夠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嗎？！可見是“文窮”而“后工”啊！

在中國古代類似“文窮而后工”的文人還有很多，如司馬遷受宮刑而作《史記》；柳宗元因政治之窮，而發憤工文；劉禹錫仕途多舛，“凝瞳萬象起，朗吟孤憤平”（《秋江蚤發》）；陸游因“窮”而力“工”……這一切都印證了歐陽修的“文窮后工”說。

懷古罷了，還看今朝。近現代作家憂民憂國以文救國也可看是“文窮而后工”的另一種例子。但時光飛逝，轉眼間，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二十個年頭。今天的我們，突然發現，“文窮而后工”不知不覺中已然“過時”了！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競爭的激烈，人們對物質的欲望與日俱增，不再是曾經粗茶淡飯就能夠平淡順遂，就可以靜心追求精神生活的年代。于是文學早已經從國人心目中的神壇上跌落下來，人們的思維漸漸的被經濟性、功利性同化，越來越少的人能夠靜下心來探討心靈的世界，文學幾乎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顯得一文不值。于是，也沒有文人愿意“越窮越堅守”文學這一陣地了！

另一方面，如今大眾的文字閱讀更多集中于網絡媒介的小說站和快餐短文，消遣、娛樂、現實有用，成為文字閱讀的最主要目的，思想性的文字也有官媒引領。而以憂國憂民，講大道理，無病呻吟為主題的文學，已經不具備生存的土壤。

于是，“文窮而后工”非常悲哀地變成了這樣一種闡釋：文人因“窮”不得不棄“文”而從“工商”了！

對此，我們是否應該反省，特別是每一位學者、作家、文人……是否明白歐陽修的“文窮而后工”所代表的這樣一種歷代以來的現象，或許是一個時代的價值觀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