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窮而后工(文窮而后工,文窮如何能工?)
在歐陽修的文章中我最欣賞的是其“文窮而后工”的思想!這不但是對中國古代社會身處窮境文仕之“發憤著書”的美學概括,也對后代產生一定影響。直至今日,這種思想仍然很值得我們思考。 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開篇說道:“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詩人一開篇便就詩歌創作解說了文學創作中“窮而后工”現象。文中,作者重點強調詩人之窮與詩之工的因果關系,前者決定后者。詩人之“窮”主要指其不能施理想抱負于社會政治,而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因此卻造成了“詩工”的條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觀照大自然的美,獲得豐富的審美感受和認識;一是能更有利于深入社會人生,了解普通民眾的苦悶憤懣,并蓄積、激發自己的“憂思感憤”之情;而且愈窮則生活感受愈豐富,體驗愈深入,憤怨愈濃厚,因此可以“寫人情之難言”,產生優秀感人的作品。這類作品呢,往往具有較高的社會意義與審美價值。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涉及到對文學創作主體心理狀態和情感活動情況的認識,它的確包含著深刻的啟示。自古至今,有多少文人騷客印證了這一思想!真所謂源遠而流長…… 在先秦,詩人屈原,愛國反被讒見疏,發憤之情可謂強也!他說過“惜誦以致愍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離騷》)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傳》中說到“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他又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的觀點不無道理,正是這些政治的挫折,促使屈原作成《離騷》!正是由于屈原這樣正直忠介之士厄運之“窮”這客觀現實而產生了“怨”“憤”的主觀感情,進而著詩文抒發之,后“工”也。 像屈原這樣遭遇的文人在古代豈是少數?!讓我們來看看唐代的詩人們。李白,仕途始終不得志,政治抱負更是難以實現,最終是落湖自盡,其遭遇亦可謂“窮”了,結果呢,成為了后人無法企及的大詩人!他有詩云“哀怨起騷人”(《古風》)更有切身的體會:“仆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張祖監承之東都序》)文中“揮斥幽憤”當然就是“發憤”,其“憤”與“愁”含義相通,愁極生窮啊,正所謂“白發三千尺,言愁似個長”! 李白之后的杜甫,又是另一位“文窮而后工”的實踐家,他大量憂國傷民的成功之作,正是在抒發個人之憂憤,乃自廣大人民群眾憂憤之中產生。試想,如果沒有杜甫的遭遇,他能夠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嗎?!可見是“文窮”而“后工”啊! 在中國古代類似“文窮而后工”的文人還有很多,如司馬遷受宮刑而作《史記》;柳宗元因政治之窮,而發憤工文;劉禹錫仕途多舛,“凝瞳萬象起,朗吟孤憤平”(《秋江蚤發》);陸游因“窮”而力“工”……這一切都印證了歐陽修的“文窮后工”說。 懷古罷了,還看今朝。近現代作家憂民憂國以文救國也可看是“文窮而后工”的另一種例子。但時光飛逝,轉眼間,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二十個年頭。今天的我們,突然發現,“文窮而后工”不知不覺中已然“過時”了!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競爭的激烈,人們對物質的欲望與日俱增,不再是曾經粗茶淡飯就能夠平淡順遂,就可以靜心追求精神生活的年代。于是文學早已經從國人心目中的神壇上跌落下來,人們的思維漸漸的被經濟性、功利性同化,越來越少的人能夠靜下心來探討心靈的世界,文學幾乎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顯得一文不值。于是,也沒有文人愿意“越窮越堅守”文學這一陣地了! 另一方面,如今大眾的文字閱讀更多集中于網絡媒介的小說站和快餐短文,消遣、娛樂、現實有用,成為文字閱讀的最主要目的,思想性的文字也有官媒引領。而以憂國憂民,講大道理,無病呻吟為主題的文學,已經不具備生存的土壤。 于是,“文窮而后工”非常悲哀地變成了這樣一種闡釋:文人因“窮”不得不棄“文”而從“工商”了! 對此,我們是否應該反省,特別是每一位學者、作家、文人……是否明白歐陽修的“文窮而后工”所代表的這樣一種歷代以來的現象,或許是一個時代的價值觀的表征?……